在人化的过程中,技术具有人类学的普遍性——将人类理解为一个物种,是因为技术是记忆的外化和人体器官的解放。人通过绘画和写作将自己的记忆和想象外化;通过发明燧石,古人在许多活动中解放了双手。我们并不否认技术有普遍的方面,但这只是其中一个维度。从宇宙技术学的角度来看,技术从根本上要受到特定地理和宇宙论特性的驱动和制约。我们如果想应对全球范围的自我灭绝的未来,就需要回到关于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和本土性的仔细、详尽的讨论上来。为此,我们首先需要重新讨论技术问题,设想多元的宇宙技术,而不仅仅是两种:前现代技术和现代技术。当然,我们必须小心“本土性”一词及其政治含义。如果我们不辩证地处理这个话题,对传统或文化的怀旧期盼便会成为民族主义、文化本质主义和民族未来主义的回归,这很成问题。在这里,我们考虑的不是以文化或自然的名义反对现代技术的小团体;相反,我们正在制定一项重新配置技术的总体战略,这首先要肯定技术的不可化约的多样性。西蒙东启发了“宇宙技术”的概念,但他自己的批判没能超越他所继承的西方启蒙人类加速主义。
反动派和革命者都可能提倡多元主义。以赫尔德为例,他是伏尔泰最激烈的反对者, 1774年他出版了长篇论文“这也是一种构思人性的历史哲学”,文中他主张文化经验、价值观和情感是多样且不可化约的。我们能称赫尔德为民族主义者吗?许多人确实认为他——一个路德派牧师、康德的学生、歌德的导师——是德国民族主义和民族精神的创始人。但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梅尼克曾问:“当赫尔德试图创造一个新时代,他难道不是同时主张了人性和民族性吗?”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和以赛亚·柏林这样的哲学家也在赫尔德身上同时看到了民粹主义和多元主义,或者如查尔斯·泰勒所说,他同时具有民粹主义和“加速主义”。一些人认为赫尔德是个真正的世界主义思想家,他的世界主义植根于异质性而非同质性;他不是通过声称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本质,而是通过强调各个本土性的重要性和所有文化的平等来肯定差异。
人类是在不同的符号和语言世界中被形塑的。他们不同形式的知识以及与世界和地球的不同关系,无法用他们在现代科学技术方面的进展来衡量。启蒙的结束必须继伽达默尔、柏林和泰勒之后,从借鉴赫尔德开始,因为他们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必须理解异质性的转化力量,而不是退回到某个民族,依赖同情或敏感性来解决愈加孤立的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菲利普·德斯科拉等人类学家,为了回应与人类世有关的生态问题,重新讨论了一种激进的多元主义——考察“多元自然主义”而非“多元文化主义”。因为将自然与文化对立起来的加速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现代性的产物,它没能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对非人态度涵盖在内。然而,随着现代化作为共时化过程展开,我们到了一个转折点,一向被不加怀疑地认作普遍的自然、技术等概念要被重新讨论。这种对多元化的呼吁提醒我们要有意识地重新评估现代科学技术,为它指派新的方向——一旦它的全球性传播为此提供了新的可能性。